• 海南官员称政府采购系高危职业 1/3工作是应对调查
  • 发布时间:2018-09-16 16:29 | 作者:采集侠 | 来源:网络整理 | 浏览:
  • 席传亮

      从2004年担任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书记、副主任开始,席传亮已经在采购中心度过了近12个年头。这让他成为中国担任政府采购中心主任时间最长的人。

      用席传亮自己的话说,他这11年多,都在专心替政府花钱。

      “替政府花钱的,怎么样也比不过替政府赚钱的。”从采购中心副主任再到2007年担任一把手,席传亮感觉民众对于政府采购工作的认识,很不够。

      席传亮20多岁时就做过国企厂长,经历过农干校、乡村教师的生涯。他笑说,如果一个人拯救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,给工人发工资,人们会说,这个人好厉害。但如果这个人为政府节省了上亿元资金,反而会有很多人直接质疑,花钱的过程一定有腐败。

      曾经曝出的天价采购,“两千元iTouch做优盘”“中石化天价吊灯”“中石化百万元买酒”等,都为政府采购这项带有神秘色彩的行为,赋予了可供遐想的空间。

      “连曾经的一位副省长都和我开玩笑说,‘谁中标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!’”席传亮无奈地说。

      事实上,这条可松可紧的权力边界,很大程度上,还是要看相关工作人员的自觉和敏感。席传亮很明白,在政府采购的“潜规则”变成“显规则”之时,工作人员是否懂得分权、放权,于公是保证公权力不被亵渎,于私,是避免自己面临巨大的诱惑,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。

      他亲眼见证过权力的诱惑让人踏入深渊。他的上一任,上任两年便落马,因受贿罪判刑11年。“当时觉得他的工作状态有点不对劲,所有的审批权都在一个人的手里,不下放。”那时还是做副主任的席传亮暗自告诉自己,不要给自己和同事这样的机会。

      席传亮显然对人性不够信任。他不仅不够相信自己的员工,也不够相信自己。他上任之后,废除了曾经一个人操作采购项目全程的模式,改为分段式管理操作法。各职能相互分离,相互制约,相互监督,从源头上杜绝商业贿赂。

      因为,“一个人是说了不算的!要各个环节都通过才行”。

      分段管理实施后,最先经历的反对不是来自招标单位的,反而是内部的。招标单位和企业也有不满。席传亮说,阻力来自于可能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链条。曾经“打通”的关系,现在一个人说话不作数了,寻租链条断了。

      在这个高危的行业里,席传亮说,他三分之一的工作都用来应对各种各样的调查。因为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,各种“告状”从没停止过。

      席传亮对告状和调查已经习以为常,因为在2009年,他受到了一次“洗礼”。

      2009年4月20日,海南省监察厅执法监察室的工作人员,来到了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,宣读了《对席传亮的严重违纪问题予以立案》的决定书。

      “我听后,一度晕眩,心如刀割,无比痛疾。”席传亮在9天后写给时任海南省纪委书记王为璐的亲笔信中这样说。

      让审查部门和同事没有想到的是,被停职接受调查的席传亮,仍然每天坚持去办公室,和往常一样上下班。

      “我是清清白白的,我不怕接受检验。他们爱怎样查就怎样查。”时隔6年,席传亮这样解释当时的行为。

      调查中,席传亮的爱人被叫去问话。调查组还去了读初三的小女儿的学校,向老师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。

      2010年,为期一年的调查结束了。席传亮“清清白白”地重返省政府采购中心主任的工作岗位,信心十足。

      “这次调查让我更有自信了。我对我的下属布置工作时非常有底气,同时我对组织也更有信心,组织不会错怪一个好人。”席传亮说。

      其实,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,他也后悔过,为什么不在之前有机会转岗的时候就离开采购中心,就不用受这个冤枉气了。

      席传亮觉得,虽然只是个处级的省政府采购中心,但海南的做法,在全国的政府采购行业中都算领先的。

      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,将这个做法推广到全国,甚至没能力,在海南将他的做法形成长期制度。

      1998年开始,我国许多推行政府采购试点的省(区市)先后建立了隶属于财政部门的政府采购中心,执行本级政府的统一采购任务。自2003年《政府采购法》实施以来,各级财政部门与各级政府采购中心逐渐脱离了隶属关系。

      换句话说,各个省都正在且必须用自己的方法探索该省的政府采购办法。

      随着经济的发展,政府采购份额逐年增加,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公司队伍也在不断壮大。

      席传亮介绍,海南省2014年的政府采购份额约为40亿元,经过政府采购中心的约为7亿元,其余30多亿元都是由100多家社会代理机构完成。

      2003年元旦《政府采购法》的落地,使得社会中介机构、招标公司有资格参与采购。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尝试,初衷也是为了让市场在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能释放活力。

      据席传亮的了解,目前,全国大大小小有几万家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公司,这支队伍每年还在不断壮大。

      这是一直让席传亮忧心的事情。他说,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和管理,社会中介机构为了能承接更多采购项目,从中获取代理费用,会钻政府集中采购不健全的空子,与采购人建立寻租链条。

      “政府采购,用的是纳税人的钱,没道理再从其中赚钱。”席传亮说,社会代理机构的行为本身,就是对采购事业这项公权力的颠覆。

      “我在2010年就写过一篇几万字的论文《政府集中采购若干问题的思考》,曾把论文送给一些领导,估计有些领导看也不看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”他说。

      席传亮的论文写了35页A4纸,遍数政府采购的问题,他甚至得出最为悲观的认识:由于我国现行《招标投标法》、《政府采购法》两部政府采购的法律,我国现行的政府统一采购制度形同虚设。

      席传亮说,中国的《政府采购法》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法,但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的主要国家,政府采购均没有下放给市场,而是作为一项公权力由政府控制,政府授权采购中心依法和市场打交道,而不是让各个职能机构自行与市场打交道。

      在中国,席传亮看到的却是一些集中采购的异化。“有的社会中介机构为了满足采购人进行权力寻租的欲望,为了能够拿到高额的代理费用,将供应商滥竽充数的产品提供给政府部门,招标公司通常会在供应商与采购人之间不断地穿梭。”

      “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,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。”席传亮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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